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TOP

吴晓波三部曲收尾 从历史角度深思中国改革
2012-05-17 12:52:28 来源: 作者: 【 】 浏览:824次 评论:0

吴晓波三部曲收尾 从历史角度深思中国改革
吴晓波

吴晓波三部曲收尾 从历史角度深思中国改革  
吴晓波“中国企业史三部曲”收尾之作《浩荡两千年》

  吴晓波 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采访者:石剑峰

  被采访者:吴晓波

  《浩荡两千年》是财经作家吴晓波“中国企业史三部曲”收尾之作,从《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到这本时间跨度更长的《浩荡两千年》,吴晓波完成了对中国两千多年商业史的梳理。其实无论是在《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里对中国近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反思,还是到《浩荡两千年》里对笼罩中国历史两千年的政商逻辑的感慨,所有这些书写都对当下具有意义。

  昨天,吴晓波就《浩荡两千年》一书的主要内容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他承认在完成这本著作之后个人观念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在经济治理上,“确实存在中国特殊性。我认为中国特殊性就是对统一的追求。”所以他认为,中国不会走上美国的发展道路。

  “统一对中国还是大前提”

  记者:你在《浩荡两千年》提到了一个概念“桑弘羊幽灵”,简单说就是一个政商博弈的逻辑,也就是你在书里说的,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生产资料后,成为一个经济组织,为了利益需求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而中国历史上每次经济改革都试图破除这一幽灵,但从未成功过。这一现象有点类似于“黄宗羲定律”。中国现在的经济改革是否也处于这样的逻辑中?

  吴晓波:“桑弘羊幽灵”是一个工商业的治理逻辑,中国现在差不多仍然处于这个逻辑之下。我觉得中国未来改革和汉以后的改革有一个很大的共通性,也就是经济改革和中国的历史地理有重大关联。从管仲至王安石变法,所谓的改革都是扩张性的,通过扩张方式保持国家稳定与发展,并抵御外族的入侵。到了王安石以后,中国各朝代基本是以保持稳定为主的闭关锁国的发展模式。所以11世纪是一条界限。

  在农耕时期,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统一,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前提都是国家统一。我在写完《浩荡两千年》后,有一个问题一直被提出,农耕文明的治理逻辑在后工业时期已经不适用了。我看未必,统一对中国还是一个大前提。民国开始搞地方自治,可到了1927年北伐成功有返潮,之所以会有这个结果,也说明这个实验是不成功的。蒋介石通过武力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跌荡一百年》也写过这个问题,到了1927年,中国的舆论界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基本都倾向于国家主义。

  如果投射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存在,甚至1980年代的改革,我认为历史脉络还是存在。如果未来做全市场化改革,还有这个问题。
 

  记者:你的这一观念跟你写《激荡三十年》时有很大变化。

  吴晓波:写完这本书,我个人观念变化挺大。我觉得“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改革,缺乏思想基础,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张维迎最近提出的私有化观点,我认为也是缺乏操作性的,我想他这么说也是策略性的提法。所以,未来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讨论,会非常激烈。

  记者:从某种程度上看,如果从历史经验教训看,你对未来的改革持什么态度?

  吴晓波:小平同志的两句话基本代表了中国2000年历史改革的边界线:一是发展是硬道理,二是稳定压倒一切。改革发展要保证政治稳定,而稳定涉及两个稳定,一个是外患与内忧,一个是中央权力的稳定。所以,现在的稳定涉及两个稳定,一个是外患也就是中美竞争。有人提出来了,如果国企私有化瓦解了,石油安全、粮食安全等怎么办,这是经济问题上的外患。内部上,放权地方和中央权威的关系,也需要考虑。所以,未来的市场化改革,不是解决发展是硬道理的问题,而是重新思考稳定的问题,所谓稳定问题就是统一问题。

  记者:所以,关于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你不认为农耕时期和现在所谓后工业时期有本质的区别?

  吴晓波:是的。中国走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路,确实会面临左派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未来我们不会走上美国的那条发展道路。我认为,对国有企业的资产处置,国有企业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责任,可能不是赎买或者瓦解能解决的。所以,中国面临挑战,我不是很乐观。

  长期来看,把经济放到国家治理叙述框架里,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国。她注重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文化由她的历史地理条件限定。在统一的限定下,有儒家的许多君君臣臣的东西、社会对秩序的追求等,但同时又产生新的问题,比如权贵资本的出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这些问题是同时伴生的。在这个方面,不存在所谓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异。

  “我们又回到历史转折点”

  记者:把本轮改革放到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看,现在也很难说中国是否走出了这个历史逻辑。

  吴晓波:我们现在整个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把它放在两千多年历史中,这是再一次的反复。在国民经济极度衰弱的时候,总会有人主张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经济宽松化运动。放到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北宋等都是这样,甚至民国初年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到了一定地步之后,经济放松以后,地方会变得强大,民间财富阶层繁荣,思想大繁荣,就会带来挑战,贫富差距也会拉大。本轮的改革其实也是在这个逻辑之下,从历史上看,更像一个浓缩版的东西,文景之治有70多年,贞观之治有130多年,这一轮改革我倾向于从1978年到1994年,才16年左右。1994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再一次走向经济集权化运动。

  到了今天,经济的集权化又走到了极致,也就是国家与民间关系的大争论,中央与地方关于分税制、房地产、央企利润分配问题,开始了一轮争论。所以,我们又回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我认为,我没有能力提出解决方案,但这个历史逻辑,供大家来讨论。

  记者:但还是有很多特殊性,是否如此?

  吴晓波:现在出现了中产阶层的移民,这种情况在农耕时期是没有的,在农耕时期,有产者从城市回到乡村,空间上从北往南移,财富和社会体制同步出现碎片化。今天出现的情况是资产跨国转移,货币在全球的泡沫化,接下来就是新的改革。未来的经济改革路径越来越有中国特色。我们不太可能遵循纯粹西方的那套经济逻辑,不太可能在亚当·斯密和凯恩斯之间找一条路出来,可能还是非常中国特色的。这对中国很富有挑战。

  记者: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你赞同中国特殊论的论断?

  吴晓波:我认为在经济治理上,确实存在中国特殊性。我认为中国特殊性就是对统一的追求,如果把统一这件事情放开来,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来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可能会简单一点。现在跟农耕时期最大的区别是,对土地和人口的掠夺已经不存在了,问题是,现在形成的国家版图里面,存在长期放权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很难通过经济来解决。民国时期,通过商人自治和军人自治都没有成功,全民最后还是希望统一,甚至通过武力。

  记者:中国历史上的商业传统到现在还有哪些积极的方面?

  吴晓波:很可能是史料留存不够的原因,跟商人有关的史料非常少。明清以后,商人提出义利并举之后,商人的阶层自觉性是有的,甚至不比现在差。有两个实验是值得现在研究的,第一,从明中期之后一直到张謇,这一波商人对家乡和社会基层的乡村治理的投入,对宗族社会的自我保护,对基层社会秩序的自我治理,这个传统是很好的。史学界对士绅的研究比较多,实际上从治理角度讲,拥有土地和财富的这拨商绅,对地方自治也有很重要的贡献,比如义田义学。

  第二,商馆的发达。商馆其实是商人在全国性流通下的自我治理。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立宪运动的咨议局,到了上海总商会成立,跨区域、跨宗族商会出现,这是比较成熟的商人治理组织。这两个传统是商人在近现代史上留给现代可以用的东西。

您看到此篇文章时的感受是:
Tags:吴晓波 三部曲 历史 写作家 责任编辑:编辑
】【打印繁体】【投稿】【收藏】 【推荐】【举报】【评论】 【关闭】 【返回顶部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 
上一篇刘慈欣《三体》系列火爆 网友称达.. 下一篇朱苏进: 聪明的青年满地都是

评论

帐  号: 密码: (新用户注册)
验 证 码:
表  情:
内  容:

相关栏目

最新文章

图片主题

热门文章

推荐文章

相关文章

广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