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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转型时期的痼疾和郁闷
2012-06-07 12:53:22 来源: 作者: 【 】 浏览:1049次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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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代表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一位红卫兵的自白》、《年轮》、《浮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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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郁闷的中国人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2月

  采访者:钟润生

  被采访者:梁晓声

  “倘言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那么吾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普遍之中国人的心情几乎可以由‘郁闷’二字来概括。”

  这是著名作家梁晓声新作《郁闷的中国人》开篇的话。和往昔出版的时评著作一样,梁晓声依然以执著的态度,直面转型社会时期中国社会的痼疾,字里行间灌注着作家深沉的“劝世”、“醒世”、“忧世”之心。一条街道、一个剧团、一种表情……都成为作家剖解“微型中国”、揭示社会病相的鲜活样本。

  捕捉当下中国人的真实体验

  记者:梁老师您好,新作《郁闷的中国人》,单从书名看,首先让人想到的是您的另外一本书:《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初版是1997年,一直触动着大众内心最敏感的神经,畅销多年,去年又出了修订版。这两本书中间暗含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梁晓声:《郁闷的中国人》 更立足捕捉当下中国人最真实的体验,谈了历史,也预言了未来。《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毕竟是10多年前的思考,那时各阶层的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的心态写真和今天相比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譬如,那时代的草根阶层的社会意见就很难在书中得到展示,而10多年后,博客、微博等“短、平、快”的“意见表达”迅速登陆,主流传媒对某事件的报道甚至都要引述网络上的公众态度。所以,这本《郁闷的中国人》来自于对社会情绪脉搏的最真切的感受,要将“阶层分析”的遗憾一一补足。

  记者:您说,10多年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您如何考量、评价今天的中国社会?

  梁晓声:从世界范围内看,社会稳定分为“相当稳定”、“较为稳定”、“不稳定”、“极不稳定”四个级别,首先,中国不属于极不稳定的国家当无争议——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那些国家才显然处于极不稳定之中。中国也不属于社会相当稳定的国家。我这样认为首先是从普遍国民的综合素质而言的,这一种综合素质的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的公民在面对国家大环境恶化时的理性程度。
 

  那么,在较为稳定和不稳定之间,中国属于哪一类国家呢?社会不稳定的国家具有以下特征:1.其政府管理国家的意识、能力,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意识偏执,固守不变,能力每况愈下。2.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发生倒退,致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逐渐提高,而是一日不如一日,连好起来的希望也看不到。3.对于大众生活的艰难视而不见,对于大众怨言及正当诉求充耳不闻,甚至以专制手段压制之,摆出强硬对着干的态度。

  这样的国家目前世界上还是有的,但实在已不多。进而言之,处于社会不稳定状态的国家,要么它的大趋势毕竟还是与世界潮流逐渐合拍的,要么倒行逆施,直至彻底滑向世界潮流的反面。目前中国显然不是这类国家。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是一个社会较为稳定的国家。

  中国社会现状基本上是安定的,潜在的深层矛盾使这种安定似乎显示为表面性,但即使是表面,肯定也为国家逐步解决深层矛盾争取到了可能的甚至也是宝贵的前提。

  “网络中国和现实中国是两种图景”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谈及当下社会问题时,侧重观察对象是年轻一代。80后、90后这一代人的“郁闷”,到底该如何理解?

  梁晓声: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不允许在国家电视台里播价值超过10美元玩具的广告。因为这对贫穷的母亲和孩子们是很大的刺激。而我们现在的电视里,经常是关于梦想的节目刚过去,房地产广告就跟着来了。除非你装聋作哑,否则是绝对不可能没有什么想法的。

  我是从极度物质匮乏的时代成长起来的,谈到恋爱结婚,标准相当低。不是说我崇高、懂得爱情,这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决定的。而目前这一代年轻人在生存,在对于幸福概念的理解上,比我们所受的诱惑、刺激更大,比照维度也更大。你自己不想比照都会被比照。

  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的困惑和郁闷。

  记者:您在书里列举了各个阶层的“郁闷”。但我注意到,现在人们抒发郁闷的渠道比以前多了、也畅通不少。比如网络、微博。这导致一个结果是,大家在生活中看不到多少郁闷,相反人人都在追求成功,励志类的图书、成功学讲座特别走俏。

  梁晓声:以我的眼看来,网络中国和现实中国是不完全一样的两种图景。从网上,时常看到的是郁闷或愤懑的中国,但也正因为有这么多情绪都集中消解在网络中,发泄情绪后,人们回归现实又自觉纳入秩序、规则甚至包括潜规则中。因此,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了高压锅的气阀。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大众的郁闷看成“积雨云”。若天上乌云密布,积雨云和积雨云互相碰撞在一起,就会产生闪电和雷鸣,其实,积雨云本身并不可怕,因为积雨云并不必然一定产生闪电和雷鸣,有时候清风就可以把它吹开,而这个风除了人文精神,不可能是其他。若一旦形成闪电雷鸣后,一切人文就起不了作用了。不过,人文精神起作用的前提是政府处理好社会分配与供给的公平、法制的公正、透明。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更复杂,因此,中国的政治家应该一代比一代有更多的经验与破解问题的智慧。

  对未来30年写下“八个坚信”

  记者:有读者把《郁闷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对比,得出一结论:社会问题日益严峻,您的文风却越来越温和。

  梁晓声: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的写作充满了鲜明而强烈的愤怒,而现在,那些社会问题变本加厉地加剧了,我的文章反而变得温和了。这看起来很奇怪,因为我逐渐发现,有些是属于社会问题,那些社会问题不是写一两篇文章能解决的。当我成了政协委员时,我把那些社会问题带到政协去,带到政协去大声去谈那些问题。比如要把大学的学校更多地建到二级城市去,要把大公司有计划地迁到二级城市去,让二级城市成为青年人宜居的状态。在政协上表达了之后,再面对这个事情,情绪自然温和很多。

  记者:您在新书后记写了您对未来30年的“八个坚信”:坚信“国富民强”这一非常“中国特色”的理念,将会被“民富国强”这一更基准的国家理念所取代;坚信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除了经济,还有许多的实事要做;坚信各级政府替人民管理社会的权力,将越来越多与人民监督它们的权力渐趋平衡……这是你对未来中国的判断?

  梁晓声:尽管未来会经历不少曲折,或者倒退,或者阵痛,或者混乱,但是人类历史终极的一个向前的目标——每个人在一个国度里所感到的活着的快意和尊严,我肯定是相信的,而且中国也在朝这个方向走去。

  书中观点摘要

  谈思想界:知识分子在民间,但绝大多数不在底层。底层呈现的是完全有别于知识分子生活水平的烟火。它经由网络空间缭绕、弥漫、升腾为意识形态,发散着草木灰的气味,也发散着劣质煤的气味。两种气味相混合,嗅来每有火药味。这是1949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意识形态实况,甚至也可以说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

  评价贫贱与富裕:当我写到贫民的时候,可能会偶尔写到他们一些不失可爱的缺点,却不忍心把他们写得过于猥琐。至于富人,我的逻辑是,富人已经是一个国家富有的阶层了,这已经是一种足够的幸运了,他们接下来要做的,更多的是体恤与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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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梁晓声 转型时期 写作家 责任编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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