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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待与质疑中前行——2011年中国文学批评印象
2012-03-22 13:21:04 来源: 作者: 【 】 浏览:870次 评论:0

  2011年是中国文学热情异常高涨的一年,文学批评也成为焦点中的焦点,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对文学批评的期待与质疑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可喜的是,文学批评顶住了来自新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巨大压力,以理性的方式介入文学现场、反思批评伦理、重塑批评形象,在期待与质疑中稳步前行,展现了文学批评的力量。回顾一年来的文学批评历程,我觉得下述几个方面尤其值得重视。

  文学批评回答文学问题、介入文学现场的能力明显增强

  关于文学批评的职能,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回答现实的文学问题、介入文学的现场无疑是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使命。如果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不能与同时代的文学创作进行即时的互动,不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进行同步的分析与判断,不能引领、培养和呼应读者对同代文学的热情,不能从文学现场提炼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并给予有效的阐释与解答,那文学批评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就会大受质疑。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在此方面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批评家们介入文学现场的热情与力度都明显增强,文学批评具有了鲜活可感的现场温度。

  2011年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的又一个大年,贾平凹的《古炉》、王安忆的《天香》、方方的《武昌城》、格非的《春尽江南》、严歌苓的《陆犯焉识》等重要作品纷纷面世,对文学批评发出了强烈的“召唤”。除各种作品研讨会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外,批评家们在第一时间发表文章对这些小说进行即时的文本阐析与评论,文章见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等报刊。这方面,张新颖的《一物之通,生机处处——王安忆〈天香〉的几个层次》、韩蕊的《〈古炉〉的视角和超越》、李震和翟传鹏的《论〈古炉〉的叙事艺术》、郭春林的《春有尽,诗无涯——读格非〈春尽江南〉》、李永思的《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洪治刚和欧阳光明的《革命与人性的双重质询——论方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等论文堪为代表。对比于前些年批评家对文学现场的畏惧与逃离,2011年老中青三代批评家重返文学现场的态势令人鼓舞。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批评家开始进入文学批评前沿,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批评新生力量。中国现代文学馆将首批客座研究员岗位授予霍俊明、梁鸿、杨庆祥、房伟、周立民、张莉、李云雷7位“70后”批评家,他们集体登场,快步进入批评现场,其对新生代小说家蒋一谈、韩松等人的研究、对非虚构文学的讨论都卓有成效。

  除文本研究外,社会广泛关注的各种热点文学话题也迫切需要批评界给出回答。比如,在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揭晓后,《文艺报》第一时间邀请贺绍俊、孟繁华、陈福民等批评家对获奖作品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报刊还刊发陈晓明、施战军、李掖平、贺绍俊、汪政等批评家的专门评论文章,对获奖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逐一进行分析。吴俊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制度性之辩》则从宏观的角度对文学评奖制度进行了深度辨析,提出了很多精彩的观点。在“茅奖”的争议话题中,张炜450万字的《你在高原》的获奖和500万字的《大秦帝国》没能获奖堪称争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对于张炜的小说能否读完的问题,雷达、陈晓明等批评家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反驳,他们认为对于一个专业文学研究者来说,文学阅读本来就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生活”,只要对于文学有足够的敬畏之心,只要有对于文学本身的信仰,根本不存在读不完的问题。而对于《大秦帝国》,批评界也超越“评奖”本身,对小说的成就与局限进行了争鸣。董健、高子文《“秦家店”的核心价值在当今的反叛性——对〈大秦帝国〉的再质疑》《再论“秦家店”核心价值在当今的反动性》等论文对小说给以否定性的批评,而李星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争鸣?》、王幅明与董建桥的《警惕文学批评的沉沦》则对其进行了反驳。再比如,关于“非虚构文学”的话题,批评界也对读者在其文体等方面的困惑给予了及时的澄清与阐释。《光明日报》围绕慕容雪村提出的“卧底写作”组织了一次笔谈,笔谈的内容涉及作家如何处理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文艺报》等报刊上,王晖、贺绍俊、周燕芬、张柠等从“提倡非虚构写作的意义”方面,展开了深入论述。谭旭东等则从“写作立场”、“文体比较”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个文学体裁或文学样式最终得到认可,不是一个评论家赋予的“标签”或作家自己设置的“符号”,它之所以得到读者认可,最终要靠作品的内容和作家所展示出来的艺术表达才能和思想气质。李云雷的《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非虚构”与文学的可能性》一文则对“非虚构”写作的特点、价值、意义以及未来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文学批评的学术化、学理化步伐进一步加快

  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关系是一个老话题,文学批评是文学史的基础,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手段和必然途径。长期以来,文学批评的情绪化、非学理化一直是文学批评被诟病的原因。文学批评如何为文学史服务,如何为文学的经典化服务,是文学批评学理化所要解决的根本课题。2011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打通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壁垒与分界,倡导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堪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具体说来,2011年中国文学批评在学术化、学理化方面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文学批评视角的拓展与开放。 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有些是现实的语境造成的,有些是认识的困境和理论的误区造成的,而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状况、如何面对发展变革中的文学现实、如何不断拓展和调整文学批评的视角与方法,也一直是长期困扰批评界的主要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的纯文学,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众文学、消费文学和新媒体文学,文学批评其实并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尺与方法。面对新的文学格局、新的文学生产与传播方式,文学批评家急需开拓视野、解放思想,提高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自由“思考”能力。正如王晓明在《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中所指出的那样,面对“六分天下”的文学版图,面对文学版图背后社会结构,科技条件,政治、经济、文化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变化,文学批评家“主体性”的增强就成了当务之急。

  其二,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联更为密切。 文学是一个复杂的“场域”,当下的文学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过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学批评要立得住、传得远,就需批评家们拥有清醒的文学史意识。2011年的文学批评在文学史领域的努力值得称道。《文艺报》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开辟的“经典作家专刊”栏目,每月一期,每期4个整版推出一位经典作家的研究,不仅从当下文学现场出发引领读者对经典作家的回视与阅读,而且从学术和文学史的高度重新评价经典作家的成就以及其对于当代的意义,以厚重的文学史意识和鲜明的学术特色获得了文学界广泛的好评。而围绕着鲁迅诞辰130周年、萧红诞辰100周年,《文艺报》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更是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论文。其中,季红真的《萧红小说的文化信仰与泛文本的知识谱系》、张梦阳的《论鲁迅散文语言的艺术发展》、王彬彬的《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等文章都对当代的文学批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与此同时,文学史家樊骏先生的逝世以及围绕他而举行的一系列追思会、学术研讨会,也拉开了2011年度文学史理论、学科建设研究与争鸣的大幕。钱理群的《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程凯的《学科评议、“时代”与文学研究中的总体意识——对樊骏先生学术工作的一些初步理解》、袁晓波的《我愿景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丁帆的《给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的构想及其它几点补充意见》等文章都对文学史理论以及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已故老编辑袁晓波的研究文章,以开阔的文学视野、辩证的现代史观和精辟的论断,为被近代、现代、当代的文学史分期所困惑着的文学史家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而丁帆主张将“晚清文学”或“近代文学”归于“清代文学”,而将1912年至今的新文学归为“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也具有非常大的启发价值。他的另一篇文章《关于百年文学史入史标准的思考》,提出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统领下,以人性的、审美的、历史的三种因素作为文学史入史标准的观点,同样对当下文学批评具有警醒意义。

  2011年文学批评“文学史”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批评家在文学史背景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八十年代文学”继续成为本年度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等期刊开设相关专栏,重新审视“八十年代文学”。程光炜、南帆等人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设想、研究成果和相关的“八十年代文学”话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他们的理论成果注重历史的复杂性以及文学史观的重建问题,对重新认识“八十年代文学”以及相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这个方面,“当代文学”特别是“新世纪文学”的“历史化”尤其值得重视。很多学术期刊开辟专栏对新世纪文学进行讨论,如《文艺争鸣》继续开辟“新世纪文学研究”专栏,《东岳论丛》的“新世纪文学十年回望与反思”等,从不同角度对十年来文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和评价。张未民的《对新世纪文学特征的几点认识》、孟繁华的《新世纪十年:中篇小说论要》、白烨的《新变、新局与新质——为新世纪文学把脉》等文章专注于对新世纪文学的整体梳理,概括了新世纪文学的特征、性质、格局和处境,是具有文学史开拓价值的研究成果。《文艺报》的“新世纪诗歌精神走向”专栏聚焦新世纪诗歌的深层问题,形成了诸多重要的理论共识,张清华的《多种声音的奇怪混合》、李少君的《新世纪诗歌的三支建设性力量》、罗振亚的《新世纪诗歌的精神担当与诗艺建设》、何言宏的《深入现场与发现问题》等文章,从诗歌现场出发,对当代诗歌进行理论和文学史意义的分析,是批评界对当下诗歌热潮的一种及时的学术“回应”。

  其三,对本源性、原创性的文学问题的思考走向深入。文学批评之所以被人看“轻”,甚至贬为“没学问”,原因就在于文学批评没有独立的、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因而也就不能真正深刻有效地介入文学史和当下创作,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各种真正的文学问题。在这方面,中国文学批评确实任重而道远,但在2011年,文学批评至少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成效:

  一是文学语言问题的思考开始触及文学的深层本质。《文学评论》《南方文坛》等刊物在2011年发表了大量论文讨论文学的语言问题,郜元宝的《〈时文琐谈〉11则》、王彬彬的《赵树理语言追求之得失》、陈大康的《晚清小说与白话地位的提升》、丁晓原的《“过渡语言”与晚清散文文体变异》等围绕当代文学轻视语言的不良倾向、中国作家母语的具体构成及所处环境的复杂性、语言与作家、批评家的关系、语言与文学史的复杂性、语言与作家作品风格等话题展开论述,有效地推进了文学语言问题的研究。

  二是作家的原创性文学思考受到评论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作家进高校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王蒙、莫言、陈忠实、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张炜、李锐、格非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在高校从事过教学或研究工作。作家对创作问题的思考与阐述有着自身艺术经验的支撑,具有批评家不具备的活力与原创性。王安忆、莫言、韩少功、张炜、李锐、格非等曾经发表过很多原创性的、影响深远的文学观点。阎连科2011年在理论上的求索更引人注目,他的长篇理论随笔《发现小说》,以6万多字的篇幅,对小说理论的诸多层面都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虽然难免偏颇和极端之处,但确实为当代文学批评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文学批评反思自身的力度和可信性得到加强

  文艺批评的问题在2011年引起了文学界的高度重视。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在京召开“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围绕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展开研讨。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上海市作协联合主办“第二届青年批评家论坛”、高等院校联合举办“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就文学批评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文艺报》《文学报》《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等学术刊物,开设文学批评专栏,定期、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邀请批评家、作家、一般读者,就文学批评现状、文学批评性质、文学批评伦理、文学批评建设等问题发表看法。倪文尖的《这样的年代,批评何为?》、谭旭东的《批评从何处起步》、刘复生的《什么是当代文学批评》、贺桂梅、霍俊明、刘春等《全媒体时代的批评》等一批青年批评家的文章,尤其具有启发性。《文艺报》“理论与争鸣”版的“读者评论”栏目,继续刊载普通读者的批评文章,进一步扩大了讨论的范围。

  对于文学批评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关于批评伦理的反思与重建。什么样的文学批评才是可信的、科学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有无“底线”,应守住什么样的“伦理”,这是2011年文学批评反思中最具“深度”的问题。王尧的《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向后转”的问题》《如何现实,怎样思想》等文章分析了重返“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八十年代文学”背后的伦理问题,并就当前文学批评的困境与问题提出了一些令人警醒的话题。雷达《真正透彻的批评声音为何总难出现》分析了文学批评乏力的诸种原因,也对批评“伦理”建设提出了新的设想。南帆的《批评如何判断》、陈晓明的《当代文学批评:问题与挑战》、孟繁华的《“我们还没有抓住最好的东西”》等论文都对敢说话、说真话的批评“伦理”提出了独特见解。

  二是对于“否定”和“批判”思维的再认识。近年来的文学批评普遍没有力量,很多人归究于批评家不敢讲真话,不敢对作家和作品说“不”。因此,这些年来,否定的、批判的文学批评受到了高度肯定。2011年,《文学报》更是特别新辟“新批评”专版大力提倡这种“否定的”、“说真话”的批评,连续发表了李建军、邵燕君、肖鹰、陈冲等批评家的一批文章,对多位知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否定式”批评。这些文章的勇气和胆量令人敬佩,但思考的片面和文风的极端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否定”和“批判”=讲真话、“肯定”=“讲假话”的潜在批评逻辑实际上是把文学批评的风格和可能性“窄化”甚至“道德化”了,极易走火入魔。等到翟业军的《迟子建创作局限论》一文发表,其弊端就彻底暴露了。翟文以牵强的类比把迟子建的小说视作对中外名著的全盘“复制”,并进而全面“否定”迟子建的文学成就。此文发表后之所以会在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引起“公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批评的出发点和逻辑本身出了问题。围绕该文的争论,最终导致了评论界对于那种神化“否定式”批评和“批判式”批评倾向的警惕与反醒,这也算是一个正面的收获吧。

  总之,2011年的文学批评,喧哗中不失冷静,浮躁中不失理性,并以自身特殊的方式展示了文学批评的力量。当然,对于批评家们来说,冷静、理性回归中国当代文学现场,富有力度、深度地参与中国当代文学进程,并在独立意识的建构中给予文学创作以充分的理论支撑,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对批评家们的期待与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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