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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中国艺术品买家多二三流富豪
2012-06-07 12:04:46 来源: 作者: 【 】 浏览:1014次 评论:0

李可染《韶山·革命圣地毛主席旧居》于中国嘉德2012春拍中以1.24亿元成交

李可染《韶山·革命圣地毛主席旧居》于中国嘉德2012春拍中以1.24亿元成交

 

2012年4月2日,香港苏富比春拍的预展上,一队队内地口音的参观者兴致勃勃。这些看上去像旅行团的参观者,几乎都有“专家”陪同,这些“专家”的话题能从一幅画的来历讲到中医养生。“我刚才摸了一下那件龙袍上的珠子,不知道是怎么弄上去的。”一位来自义乌的女老板兴奋地说。如今即便在安徽泾县这样深入中国腹地的小县城,公路边也常能看到“古玩交流”的指示牌,目力所及,不过是最寻常的农家院舍。

 

成长于传统文化断裂年代,启蒙于全球拍卖场上,腰包鼓了不过十余年的中国富人,能否经由艺术收藏完成自我升华,承担一个阶层对于文化的责任,最终由富而贵呢?

 

“都是关于钱

他们不爱艺术”

 

如果没有2009年以来艺术品价格的飙涨,收藏能否如此快速地在中国普及,是个未知数。根据欧洲艺术基金会发布的《2011年国际艺术市场:艺术品交易25年之观察》,2011年,中国以占全球艺术品拍卖和销售总额30%的成绩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与古董市场。

 

推动这一切发生的,是几个财富金字塔顶端的富人,但又好像不止于此。自从2009年《十八应真图卷》在保利春拍上拍出1.69亿的第一个亿元天价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一日千里、高潮迭起地进入了“亿元时代”。2011年的嘉德春拍上,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以4.255亿的天价成交,仅次于2010年黄庭坚《砥柱铭》的4.5亿。

 

这些承载着中国文化基因的方寸之物,突然爆发出来的财富效应,让很多人为之痴狂。媒体用艳羡的口气,描述一幅画的传奇经历:两年前300万,现在已经6000万;高级理财顾问在向客户们兜售他们的艺术品投资基金;忙着买进卖出的老板们,甚至来不及打开看一眼拍到手的东西,就将它转手卖出。

 

“价格上的崛起,并不代表我们在文化上崛起。”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开创者、嘉德拍卖董事长陈东升说。事实上,并不是文化有没有崛起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人谈论文化。触底反弹、板块轮动、价格指数、坐庄……这些股市上“舶来”的名词,被生动而贴切地使用到艺术品市场,其出现频率之高,让人错觉正在谈论的是股票或房产,并非书画古董。至此,上千年来中国文人雅士陶冶性情的书画古玩,变成了聚光灯下、拍卖市场上被财富群体追逐的投资硬通货。资本正像无人管束的野马,肆意攻击着既没有产业完整度、也没有形成文化风范的收藏。

 

“都是关于钱,他们不爱艺术。”用美国电影《摇摆画廊》(Boogie Woogie)里这句经典台词,来形容这两年来人心浮动的收藏界,再恰当不过。

 

陶醉在拍卖场里的中国富人们,用一种竞赛的方式,向世界展示着他们与艺术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艺术品拍卖是一场混杂着装点门面的虚荣、横刀夺爱的快感以及高额投资回报的金钱游戏。没错,这里才是真正的名利场——中国的财富阶层正在以一种复杂的心态成为高雅艺术品的主人。

 

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将艺术品的价格门槛提高到与常人无关的程度后,中国收藏界的“大佬”们也已悉数登场——上海新理益集团董事长刘益谦、新疆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浙江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山西企业家赵心……他们做收藏的动机很复杂:有些人是因为热爱,有些人是因为投资、投机,甚至,泥沙俱下中还有人利用艺术品行贿或者洗钱。最终,有些人开始筹划或已经建立自己的美术馆、博物馆。占有欲之外,他们似乎开始懂得分享。

 

历史总有某种相似感。19世纪末,资本主义高速发展、被称为镀金时代的欧洲,也是私人收藏的全盛时期。煤炭、钢铁、棉花等领域取得成功的欧洲企业家(被当时的贵族称为暴发户)开始投入大量金钱进行艺术品的购买,成为了新艺术运动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并成就了一批与以往古老的欧洲皇室收藏完全不同的新一代收藏家。他们的藏品直到现在仍是欧洲许多著名博物馆的核心收藏。

 

中国企业家的特殊性在于,这些人大多数在中国传统文化断裂年代成长,在拍卖场完成艺术启蒙。对于只富裕了短短十几年的他们来说,是否能够经由艺术品收藏完成自我的升华,承担一个阶层对于文化的责任,并最终由富而贵?
 

中国艺术品买家

多为二三流富豪

 

虽然中国已经有一支庞大的收藏大军,但在采访这个行业的各色人物时,却没人说得出中国有谁能真正称得上是“大收藏家”。

 

“传统意义上的概念最低的标准就是一代人不卖,卖的话可能是下一代人的事情。现在很多所谓收藏家就是个商人,买来很快就卖了,这不能算收藏家。”收藏家马未都说。

 

上海长乐集团董事长李建忠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收藏家。1980年代,他凭兴趣开始收藏各种老物件。在他古色古香的1872会所(由其所收藏的清朝的一所徽派民居改造),有第一代“爱迪生”老唱机,样式古朴大方的第一代西门子冰箱,明代的石狮子。1990年代,他开始收藏字画。“收藏实际上是很享受过程的。”李回忆说,拍卖前要参加预展,会约很多行家、朋友一起去看,大家一起交流字画的背景、艺术家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判断真伪。“到手也好,失去也好,都很享受的。因为你记忆里有这样一段。到手的会自己慢慢把玩,不到手的会一直惦记着它。”

 

像李建忠这么有“古典范儿”的收藏,已很少见。现在他有不少身价不菲的朋友都在做收藏,“都是派手下的一个经理去参加拍卖,回来拿个清单看一眼是什么就收起来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藏品品质很有问题,“东西是收了一屋子,就是用我的水准去看,觉得很多是有问题的。”

 

几年前,李建忠就很少参加艺术品拍卖了。“1990年代很好的字画也就几十万,现在动不动就是千万,你还怎么买?”每一次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化,以及艺术品价格的上涨,都会带来参与人群结构的变化。

 

1990年代,活跃在中国收藏市场的,主要是港台商人。“因为价格便宜,他们是一车一车地买。”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国强说,江浙一带做实业的企业和很多做股票的人也是主要买家。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使得一批海外买家销声匿迹。从1997年到2002年,艺术品市场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价格和每年成交额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这几年买家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内地的买家逐渐取代海外的买家,成为主力。”董国强说,很多房地产富豪都是那个时候进入市场的。“2003年‘非典’之后,艺术品价格突然爆发,与买家的结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从2005年起,马未都感觉到自己在拍卖市场已经“玩不转、买不起了”。资本对于艺术品市场的影响在2009年形成一道不可逆转的分水岭。2009年保利春拍,刘益谦1.69亿拍得的《十八应真图卷》,直接把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带进“亿元”时代。高品质的收藏彻底地成为财富金字塔顶上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就像是鲨鱼和鲸鱼们在海面上把猎物分了,海鸥盘旋着下来拣点剩下的。”马未都说,很多像他这样的人都成了“海鸥”。

 

马未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乃至华人圈子里最一流的富豪都不做收藏,做收藏的都是二流的。”他讲了1996年的一件往事:李嘉诚在马未都的家里看中了一副明代的、用象牙做的象棋,市价四万,马未都主动打了六折,李嘉诚依旧砍价。“最后我说可以送给您,但是价格不能再低了。他才买走了。”而在国外,做收藏的都是一流的富豪。马未都第一次在美国西雅图博物馆见到比尔·盖茨的继母时大吃一惊,“金发碧眼,一口流利的中文,上世纪70年代在台湾学的中文,是中国陶瓷方面的专家。”西雅图博物馆因为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

 

“公平讲,这不能怪中国的企业家。”上海震旦博物馆总经理赖任辰认为,这些国外企业家从小就看博物馆、美术馆长大的,本来就有这个素养。而且国外有很完整的艺术品交易机制,上中下游的机制也是完整的,得到的信息比较全面。“所以当一个有钱人要做这件事情,很快就有专家来协助他。”赖任辰说,在中国,“企业家就算要收藏其实也是很孤单的。”事实上,企业家做收藏不但孤单,而且需要胆量。一般人根本不敢涉足,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欺诈、深不见底的市场,一张画就能让人倾家荡产。但这又是一个“没有骗子就不存在的市场”,且古今中外都如此。

 

一得之见

艺市乱象源自

艺术家操守缺失

 

近几年,国内经济形势大好的局面使艺术市场更加火热,艺术品的收藏已经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性行为,对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种局面对画家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有了经济的支撑,画家就能更好地安心创作、持之以恒,有利于促进大量体现时代精神的好作品产生,但前提是艺术市场必须走上长期良性发展的轨道。

 

艺术品走出象牙塔进入市场后,必然和金钱捆绑在一起,金钱是“魔鬼”和“天使”的混合体,在这个强大驱动力的催化下,加上国人长期在贫困中恐惧度日的历史,目前“魔鬼”的力量似乎大于“天使”的力量。艺术市场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艺术品交易的方式和手段可谓纷繁复杂,渠道多种多样,有拍卖、展销、私下收藏等多种方式,更有许多令人想象不到的方式,可谓无奇不有。为了获得更大利益,一些画家时常用各种低劣、乃至庸俗至极的手段做广告:有通过虚假拍卖哄抬画价的,有采取叫卖狗皮膏药似的、以令人捧腹的“猫王”、“狗王”、“鸡王”、“马王”做招牌的,还有利用民众官本位的民族劣根性,通过各种手段接近高官并与之合影,然后用这些照片到处招摇撞骗、抬高画价的……各种手段不一而足,有些已经施展到令人惊诧和发指的程度。“画外功”的才能遥遥领先于画内功,尽管在艺术上无才可施,污染行业风气上却奇招迭出,让艺术市场妖魔化。

 

在这种乱象丛生的背后,是艺术作品水品的低劣。

 

一旦由金钱来主导、裁判艺术品的优劣,必然使金钱发挥“魔鬼”的特性,导致艺术家创作水平日趋低下,收藏者蒙受损失,形成彼此伤害的恶性循环局面。在中国画领域,一些画家以“捞钱”为最终目的,艺术在他们心目中沦为纯粹的商品。为了有一个让人们喜欢的“卖相”,部分画家迎合世俗口味,还美其名曰“喜闻乐见”。结果是大量作品鲜有创意:临摹传统模式、复制流行样式、东拼西凑时尚符号,导致审美品位日趋低下。为了增加产量,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抄袭古人、他人,重复自我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行为;更有甚者,用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多幅画同时画。即使在标榜“前卫”的当代艺术中,也同样有许多不负责任的作品。一味地模仿成功画家的语言模式,或想尽办法迎合洋人的收藏口味,而不去思考艺术本身的创作规律。在那类画家的笔下,艺术的尊严在金钱面前早已是一个可以被随时扒光衣服的妓女。

 

虽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很多:国民的素质、市场经济的干扰、运作机制不规范、收藏群体鉴赏水平不高、美术评论浮夸……但作为制造艺术市场产品的画家应该负主要责任,并且无可推卸。源头出了问题,其余的混乱和不足都无伤大雅,可以忽略不计。如今,在金钱的诱惑下,劣质作品充斥于世,从产生劣质作品的原因来探究,其根源是艺术家的人格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造能力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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