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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现实主义艺术的新希望
[ 录入者:编辑 | 时间:2012-05-31 12:09:11 | 作者: | 来源: | 浏览:1298次 ]

陈映真

 

陈映真(1937年11月8日- ),台湾作家,本名陈永善,另有笔名许南村。淡江文理学院(即今淡江大学)外文系。1968年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1975年因蒋介石去世而特赦提早三年出狱。1985年11月,陈映真创办以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为主题的人间杂志,1989年7月成立人间出版社并担任出版发行人。2010年起任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现实主义,并不止于对现实的描写。现实主义的重要质素之一,便是艺术和历史的密切接触。诗在乍见之下,似乎和现实主义不容易联得上手。更多的时候,诗似乎更容易和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发生关联。其实,当诗人尖锐地意识到历史的形成运动,并积极地涉入这个运动的时候,所看见和抒写出来的诗章,便有了磅礡的现实主义风格。诗经、汉代的乐府,唐代的「为时」、「为事」而写的诗,以及抗日民族战争时代大量的诗篇,便这样地辉耀着伟大的现实主义光芒。

 

因此,现实主义文字的形成,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便是客观的、重大的历史变化──例如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风暴。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一个中国的作家会失去激动人心的民族的大危机和民族的大希望,而徒然从事冷漠的、枝节的、照像式的自然主义;也没有一个中国的作家,会从历史感中漂离,徒然从事浑沌、晦涩的形式主义。现实主义的另外一个条件,是科学地认识到艺术的历史和社会的诸条件,主观、主动地掌握这些规律,创造出改变历史和人生的文字。

 

那么,在目前,文字和艺术,是客观地受制约于那些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呢?

 

在一个工商社会,艺术品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商品。在这个意义上,「纯」艺术品和「商品」艺术品,具有同一个性质。一本小说,不论其「艺术性」、「格调」的高低,无不是一种在市场上卖出的商品,只不过是它所指向的消费者群的需求不一样罢了。一台戏,是由一个老板,买下剧本,雇请演员、舞台工作人员、经营人员,以售票的方式售出,以营利润。绘画尤其具有商品的性质,经画商集中售出,成为私人的财货。

 

正如生产技术影响商品的性质和形式,艺术的生产条件也影响艺术品的性质和形式。动辄十百万分印刷发行的时代的文字之形式和内容,和手抄流传时代之文字的形成和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以广泛市民为对象的文字,和以少数识字的读书人为对象的艺术,有所不同。以作者而言,曹雪芹是一个独立的作家。一如当时的独立的作坊主人。今天,作家之上有一个出版商,他必须为出版商写出能畅销的书。

 

因此,作家和其他社会产品的生产者一样,是一个商品的生产劳动者。向来的作家,在一般的认识中,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神秘的天才。他像天神一样,无中生有,创造出活泼生动的人生。但是,如果从作家和他的作品之受制约于一定的历史底、社会底诸条件的事实去看,作家就失去了他神秘的 、个人的、创造神迹的帷幕。他和其他的生产者一样。使用某种生产性的技术──特殊的艺术技巧──将语言和经验的材料,经过精神性的劳动,变成某特色的艺术产品。

 

对于艺术品和艺术家的这样的分析,对于大多数的人,是非常沮丧的。然而,在一个工商业社会,因着它着重于数量更甚于质量,它的将一切的一切商品化;它的将一切人的崇高精神、灵魂、情操等无情地物质化、庸俗化等诸性格,成为艺术精神最强力的阻碍。事实上。工商社会的这些特性,毋宁是先成为人性充份发展的障碍,而成为表现这人性的艺术的障碍吧。而人性和艺术的发扬,也就必须在克服了人的因为工商经济体制所带来的人的祉会的疏离,才成为可能。

 

艺术在表现人的力量的可能性,受制约于历史的客观的运动规律。艺术,从艺术史上去看,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在历史的某一个时期,精神性的工作和物质性的工作分开了。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分离,产生了一群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相对性地离开了生产劳动。从此,艺术便吸取社会经济的乳血而成长。

 

但是,艺术却有它内在的力量。因此,艺术也偶尔挣脱它的物质的、社会的限制,而展现了某种真理。当然。这真理有所不同于科学的、理论的真理,而是显示了人类如何体验各种生活上的条件,以及如何起而抗诉这些条件的真理。

 

这艺术本身的规则,给了我们一线希望。在庸俗的、激发人类最低俗的欲望的「艺术品」,在商业的、市场的规律下,以前所未有的大数量和大规模所处泛滥的历史时代,我们还能看见少数艺术作品,现实地表现了人的生活和人的奋斗。

 

这种现实主义的艺术的可能性,首先在于客观的历史运动的影响。在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塑成时代,常常是这种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的重要根源。巴尔扎克的市民社会,正是西欧工商社会从它的理想主义时代堕落到平庸的、固定的、失落了英雄主义的时代。巴尔扎克从而也为我们描写了人对于工商社会的堕落最后的、最伟大的抗诉。随看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挫折,工商社会进入了既有秩序和体制的强化时代。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也在他的后继者申失去了现实主义所由生的历史的诸条件,而堕落成为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

 

对于社会表面事项的照像式的再生产而不触及重要的本质;描写精细的末节而不塑造典型;和活生生的人相疏离的死的、偶然的环境代替了人和自然之间的辩证的关系;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的规律──而不是运动中心历史──成为决定个人行为的因素。作家成为临床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介入者──这就是自然主义的特质。现实主义所揭开的史诗的、戏剧性的道路,被封闭成为小小的个人的趣味。

 

艺术之失落了历史意义的另一个结果,便是形式主义。

 

在卡夫卡、乔哀司、贝克特和卡缪的疏离的世界里,人从历史中剥离了,并且在他的自我以外,没有了实体。人的性格溶化成为破碎的精神和心灵的状态;客观的实体缩小成为不可理解的浑沌。内在世界和处在世界的辩证的联带破坏了,而人和社会都失去了意义。人被失望和焦虑所压倒了。人失去了各种社会的、历史的关系,从而也失落了真实的自我。历史只成了犬儒的、漫长难挨的时间。一切事件没有了意义,而成为大堆偶发的事情。象征终于成为不可解释的内在的心灵的流动。正如自然主义是晦涩的客观一样,形式主义成为晦涩的主观。

 

流行于六○年代的台湾现代诗──以及一切现代派文学和美术、音乐,便是相应于六○年代西方资本、技术和商品对台湾的支配性的渗透而输入的西方形式主义文字的拙劣的仿造品。在跨国性资本的渗透下,台湾像一切第三世界的经济一样,奢侈品和出口品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领导性的角色,从而阻断了这些地区的经济之独立发展的可能性。经济的附庸,带来了严重的文化附庸性。西方的形式主义文学,便和西方的消费性文化型式和消费性文化价值,汹涌地流入台湾的文学生活。

 

现实主义的艺术,除了客观地成为历史转型时代的产物,它还可能是作家有意识的努力──即对于艺术之历史的、社会条件,有正确的认识。从而主观、主动地运用这些规律,而不是客观、被动地受制约于这些规律──的结果。

 

历史的变动握住巴尔扎克的笔管。是以尽管巴尔扎克和朵斯陀也夫斯基是如何的主观地是个保守主义者,他的艺术却激烈地彰显了人的苦难和对于苦难的抗诉。

 

然而,一个理解到自已只不过是平淡无奇的社会生产物的生产者之一的艺术家;一个理解到艺术作品之受制约于历史、社会生产体制,以及与这体制相应的艺术技巧的作家,是可以主观而主动地创造克服人的疏离的伟大的作品的。这就不单只要求这个作家把他抵抗人的疏离的意念结晶于作品的内容,他还须要充份地认识到艺术品在工商社会中受制约于市场法则的整个生产到消费的行程,积极地掌握现有的艺术表达形式,写出现代人生的破碎、不连续、庸俗化和失去动能的条件;鼓励人和社会、人和历史,从而人和人之间生动活泼的关系的伟大的、这个时代的、这个民族的现实主义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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