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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建筑师首先是个哲人
[ 录入者:admin | 时间:2012-04-10 12:16:54 | 作者: | 来源: | 浏览:1216次 ]

  匠心王澍

  不鼓励拆迁、不愿意在老房子上“修旧如新”、不喜欢地标性建筑、几乎不做商业项目。王澍始终对潮流保持警惕与拒绝,这使得他备受争议,也更让他独树一帜。

  中国建筑评论家史建曾为5家中国建筑设计事务所在纽约策划了一个展览。在这个专为专业机构举办的展览中,有一家却叫“业余建筑工作室”。其他建筑师都滔滔不绝地讲解自己的作品,业余工作室的建筑师王澍却不慌不忙铺开一幅李公麟的山水画,对老外讲起了画中的空间布局。

  他的讲解让外国建筑师大跌眼镜。他们开始理解,中国传统山水画不仅是在描摹景物,更是一种洞悉世界的角度,甚至展现着某种含有哲学意味的世界观。

  从学生时代起,王澍就想把中国山水画的思维方式移植到建筑领域,经过十几年的摸索,终于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建筑思想。这种建筑思想在他49岁时获得了世界级的承认,2012年2月,他获得了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中国公民。

  不鼓励拆迁、不愿意在老房子上“修旧如新”、不喜欢地标性建筑、几乎不做商业项目。在乡村快速城市化、建筑设计产业化的中国,他始终与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使他备受争议,也更让他独树一帜。

  “很奇怪,当你真正走上一条独创的道路时,你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无竞争的市场。很多项目摆在面前等着你挑选。”获奖后,王澍这样评价自己的成功,“当一些人重新考虑要不要走我这条道路时,我已经骑着一匹快马绝尘而去,只留下一团烟尘。”

  人要过有信念的生活

  位于杭州转塘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是王澍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按照传统观念,这里应该没有什么设计,因为50%的土地没有任何建筑,全部是水渠、田地、草木丛生的小山,房子仅仅是环境中的次要因素。但迈进这里,顿感青瓦白墙间流露出书院般的古雅气息。而远离一步,房屋又与环境融为一体,如天作之合。

  象山校区工程被分成两期,分阶段完成。王澍回忆,绘制二期的图纸前,脑子里整天都像在“过电影”,各个细节变成一个个分镜头,这样过了三个月电影,他最终只用4个小时就把整幅草图一气呵成。画图时,他也没有借助任何电脑软件,而是按照中国传统绘画方法手工作业,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他自称这套工作流程是“胸有成竹法”。

  时不时冒出一些顽念的王澍还故意在校园里造了一幅“画”。一天,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站在3号楼数米高的门洞前往外看,突然说:“咦,这不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么?”

  王澍带着孩童恶作剧被发现般的惊喜答:“你发现了?”

  当各种学校、写字楼、公寓打着“人性化”的幌子建造奢华时,象山校区却反其道而行,不仅成本低廉——只及普通大学校园造价的一半——就连电梯、空调这样的现代化“必需品”也被限制使用,每栋楼里只有一小块地方设有空调,以供人们需要时使用。

  “人要过一种有理念、有信念的生活。”王澍解释。

  建筑界中有人认为,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央视新大楼和王澍的象山校区是城市建筑的两个极端,分别代表了现代与传统两种发展方向。然而,普利兹克奖的评审辞中却写道:王澍的作品已然超越了中国城市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应当面向未来”的争论,它唤起了 “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

  对此,有一个让王澍津津乐道的故事:一位老奶奶4次来到他设计的宁波博物馆(微博),不为看展览,只为寻找曾经的“家”的影子。

  宁波博物馆所在地,原有30个小村子,然而随着附近一处被称为“小曼哈顿”的商业区建设,这些村落陆续都被拆毁。王澍在设计和建造宁波博物馆时,有意识地使用了许多这些老村落拆毁后收集到的旧材料,并刻意把它们呈现出来,拼砌成后来颇负盛名的“瓦爿墙”。

  这使得对许多人来说,宁波博物馆成了一座回忆之城,倾注了王澍心目中“对时间的诗意体会”。博物馆最初建成阶段,他有时也会来到这里,看着那些曾在这里居住过的人们,扶老携幼地前来,对着博物馆指指点点:那一块跟我家原来的墙一个样。

  近十年来,王澍无数次感慨自己身处的这个古老国度已被拆得面目全非、丧失了记忆,他不敢想象,照这个速度拆下去,未来的中国什么样?

  “再过10年,我们恐怕就没脸说自己生活在中国了。真正存在于生活中的实物都不在了,你凭什么说自己还在中国?”王澍说,“如果生活里真实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活着的老师就已经死光了。”

  他并不认可那些封存在博物馆玻璃罩子里的“传统”,那些只是传统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传统一定是活着的”,他说,“而且一旦被切断就很难再承续。”

  建筑师首先要是个哲人

  这种对传统的向往,或许可以追溯得更久。

  王澍的童年正好赶上文革。别的孩子都跑出去“停课闹革命”,只有他,借着母亲是图书管理员的便利,翻遍了几乎所有被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这让他比别的孩子早熟很多,并逐渐产生对同龄人的疏离感。

  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读大二时,他就公开宣称“没人可以教我了”;大三时拒绝画商业效果图,还带着同学到教研室谈判。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有几分得意:“关于自由表达,那可是这所学校7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开禁。”

  别人睡午觉,他练毛笔字;别人在教室上课,他去图书馆自习;别人研究后现代主义建筑,他四处寻觅后现代主义电影、后现代主义文学。

  他还追着沈从文《湘行散记》的脚步走了3个月,但旅行中既不给房子照相、也不搞土地测量,没有一点建筑师的样子。20多年过去了,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做青浪滩的小村,村小的老师就着夜色专程来拜会这位传说中的大学生。“聊得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那里没灯,一个人吹着口琴一路踏歌而来。”

  上了研究生,同学们狂读西学时,王澍却写出一篇《当代中国建筑学危机》,强烈批判中国建筑界100年来始终没能形成一股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风气。仅批判社会大环境,他觉得难以到位,就拿大师们下手,从梁思成到自己的导师齐康,业内有几分名气人物几乎都让他数落个遍。

  他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硕士论文命名:《死屋手记》。答辩前,还特意在教室里挂了自己创作的巨幅黑白抽象作品。论文虽全票通过,却因其言行“狂妄”,学校未授予其硕士学位。但雪藏在东南大学阅览室的论文副本,没过几年就被学弟学妹们翻烂了。有人说它像个寓言,前瞻了中国建筑界未来的20年。

  20年后,王澍从学生变成了老师,并依然保持了学生时代的“另类”。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的学生,要从锯木、挖土、砌墙学起,五年本科学习的重要目标是逐步掌握成为一名工匠的能力。象山校区15号楼的天井里有一堵矩形的墙,每年都是上一拨学生砌完,下一拨学生再推倒重砌。

  大一新生刚入学,就要亲手设计并制作一个1:2大小的木凳。那些在家里连倒开水都不会的学生,到了这里照样要拿起锉刀锯条。有的孩子上课时把手上划的全是小口,依然兴致不减。上学期末,好几个学生拿着自己打造的1:1大小的木凳,兴奋地找到木工课老师陆文宇(王澍的夫人):陆老师陆老师,你快过来坐坐。陆文宇往上一坐,“不错,没倒”。

  在王澍看来,这并不是以培养工匠的标准来培养建筑师,相反,正如作曲家需对器乐音色和演奏技巧娴熟掌握后方能谱出名曲,能够对建筑材料和建造方法信手拈来,正是成为一名优秀建筑师的基础。少了这两方面的知识,再好的创意也会在实践过程中大打折扣。

  为了开阔视野,王澍还经常邀请外国建筑专家来学校上课,专家与主题每年不同。比如2011-2012学年,生土研究方面的国际权威、法国卡代研究中心派出两名研究人员带着一整套实验设备来到象山,为研究生讲授“土壤的手工鉴定方法”,著名的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也送出师资,与本科生探讨气候对建筑营造的影响。

  学生们眼中的王澍式教学,多靠一语点拨、当头棒喝帮他们“大彻大悟”,而非你讲我听的填鸭式灌输。

  杭州市规划局规划处处长章建明是王澍博士生中的开山弟子,读书时经常跟随“师父”出门会友,绘画、书法、音律、茶道,聚会主题无所不包。一次,他从竹笛的音色中感受出一种远近亲疏的差异感,并将这种感受告诉了王澍。没想不久后,在一次评图讨论时,王澍指引他:还记得上次你对竹子的体会吗?做建筑就要把这种特质和它的品格表现出来。

  王澍是在力图恢复一种“想象中的”传统建筑教学,因为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建筑教育”。而在他看来,一个建筑师首先要有某种一以贯之的思想,然后不断用建筑去表达。所以,成为好的建筑师之前,首先应当成为一个“哲人”。

  重拾活着的传统

  传承传统不只靠设计,还要靠工艺,尤其是用旧砖瓦建造瓦爿墙的工艺技法。

  宁波博物馆正式开工前,王澍带着工匠做了一面几百平方米的样墙。可是,现代工匠哪能掌握几十年没人用过的老手艺?刚开始,工匠总按自己的想法揣测王澍的意图,改了又改,还是不对路子。工匠急了:“王老师,你到底想让我们怎么做啊?就做成我们农村家里那样行不行?”“嗳,我就是想要你们做成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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